一些青年学者从80年代末开始操作后现代话语，而另有一些人对后现代表现出异常的反感。在有关后现代的问题中，反对者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是否定中国存在后现代，其理由是很有说服力的：中国现代化还远远没有实现，哪来什么后现代？用最漂亮的说法就是：“后什么现代，还主义！”从根本上说，我是对后现代很厌恶的。从不知道福柯等为何许人时就凭直觉厌恶他。这倒不仅仅因为喜欢守旧，而是鉴于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像狗熊掰棒子式的匆匆选择的教训，我对一切带“新”字的东西都很怀疑，也很戒备。经验告诉我，只要对准那“新”的东西仔细看，往往发现它要比旧的还要旧，也就怪不得它总会成为现代化进程之战场上的旧势力的援军。所以，我对各种“新”和“后”都抱了一种不愿接见的态度，而且有一种心理支撑：面对中国现实，为现代化努力就够我这一辈子干的了，无论世界怎么“后”起来，我且不管它。
然而，对于新的理论可以不接受，对于新的文化现象却不能不正视它。因为它一旦出现，你是怎么也回避不了的。在中国大地上，后现代文化来势凶狠，已经对旧的格局构成了威胁。这是一种实在。
走进书店，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可是，好书不好找。这大概不少人都有同感。不信没好的，就是没处找。一个作家的作品可能被编辑成几十种集子由几十家出版社在同时出版，一种理论可以由很多人分别写成上百本不同的书。精英作品被编成花花绿绿的大众读物，大众读物又往往被包装成精英文化。一些连句子也写不通的演员歌星主持人之类一夜之间都成了文豪。炒得火爆的作品只有在你读完之后才知道上当。已经没有人不能成为作家，只要他愿意，有这么多的报纸，有这么多的出版社，发表已经不需要太多地考虑质量问题。何况还有“告别深度模式”、“放弃居高临下的姿态”等理论支撑着。所以，满目都是新星，书店里摆满了新出版的各种新的著名作家的选集和全集。到处都在开作品讨论会。只要自己有钱或者能够拉到一笔赞助，无论作品写得什么样子，反正都能够出版，而且能够开讨论会。甚至这个作者根本不需要认识字，根本不需要知道怎么拿笔或者怎么打字。因为只要有“办法”，就不愁找不到会码字的人。只要有“办法”，就不怕没有评论家把这作品捧得发紫。
于是，新的“杰作”我们怎么也读不完，只有依靠评论家的介绍；评论家的话已经不可靠，我们终于无法知道本年度是否有好作品出现。文坛已经无法把握。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取决于传媒的炒作，而不取决于你的水平。那么，一些人当然就要更彻底地告别深度模式，当然也就更没有必要追求作品本身的价值，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寻找对自己的包装上。
甚至学术专著也如此。许多人感叹学术著作出书难，但是，从某个方面说，现在是出书太容易。新的文化造就着新的学者（“后学者”？），造就着新的“学术”（“后学术”？）。不需要读书，也不需要做学问，就可以大量出版文集若干卷，而且是豪华型的精装本。至于内容前后矛盾、驴唇不对马口，据说那又是“后现代”的特色。这些著作使制作者得到现实欲望的满足是值得庆贺的，然而，却使我们在寻找一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时又要多费很多时间。古人云：开卷有益。现在是：你想读到一点东西，就不知要翻阅多少吨被油墨污染过的纸张。
更可怕的威胁还不来自印刷品，而是我们已经面临的电子读物和出版物。我的电脑刚刚入网。它带给我的感受可以从《读书》1997年第1期严锋先生文章看到，因为我读了那篇文章后很有同感。当一种报刊文章多到一天发表的文章一个人用几个星期也读不完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今天的文学报刊已经如此），你如何寻找被淹没在其中的一篇好作品呢？当前的文学报刊上网的还不多，可是已经让人感觉非常头疼。你一本本阅读作品，却发现都是千篇一律，并无不同，在高喊着个人话语的报刊上，你读到的作品都一样是写一些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生活的作品。作品是如此的多，一年出版几百部长篇小说，全国那么多文学期刊，你总以为有什么好作品自己没有看到，那么就拼命阅读，读得什么也不知道，因为都是差不多的作品。读来读去，还是注定了无法读完全部发表的作品的一小部分。现在已经如此，一旦期刊上网，像“Post－ModernCulture”的专栏“Post－ModernMoo”那样无论什么稿件都一律发表，刊物可以无限地大，那被淹没的佳作应该以什么办法挑选出来？我们的评奖该怎么进行？反正没有人全面地了解创作的全部情况，那么也就不再有权威，反正什么样的作品都可以发表，能否读到好的作品就全看你的运气了。
传播工具“后现代”之后，结果却如没有发明文字之前，谁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传播场上一片喧嚷，谁也听不见谁的声音，你的想法只能告诉身边能够与你耳语的人，还得他有时间，愿意听。
我想，面对这种“后现代”文化的威胁，是接受劝导，放弃无望的追求，融入大众文化，还是建设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空间，拒绝冒牌产品，在计算机网上，也建立起一般人绝不问津的节点？我希望后者，哪怕我们的天地很小很小。即使再小，也意味着有我们自己的空间，意味着我们没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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